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
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
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
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
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
因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
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
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
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
有所谓施恩德与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
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财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
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
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
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