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
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
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虽供职在外，
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良，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
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
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有指
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
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
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以朋党专权之说，上
惑圣聪者，臣请试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
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见其不
为朋党也。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信而
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
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则力争而宽之；仲淹谓
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
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
尹洙，此数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今之贤也。平
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
衍等真得汉人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之得专也。然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
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权者得名位则可行，故好权之臣必贪
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
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恳让，让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坚。臣但
见其避让太繁，不见其好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
别有所为。陛下见其皆未行事，乃特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
事，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因此又烦圣慈，特出手
诏，指定姓名，专责弼等条列大事而施行之，弼等迟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条
数事。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百难猛更张，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
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多举
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
弼等，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
巧谮，已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圣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国之
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虏乘衅，违盟而动，
其书辞侮慢，至有贵国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与争，
屈意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中国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故
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
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
     伏维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见不遗，故于千官百辟
之中，特选得此数人，骤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
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
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
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惟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任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
裨补。方今西北二虏，交诤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如弼与琦，岂可
置之闲处？伏望陛下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
     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七受圣恩。而致身两制，方思君宠至深，
未知报效之所，今群邪争进谗巧，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秋，岂可
缄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