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所定 《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
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
篇复完。叙曰：
     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
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
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
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
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
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国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
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
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
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
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
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
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
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日：
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
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
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
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
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
存者十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