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治之极，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未尝不同
其指。何则？理当故无二也。是以 《诗》《书》之文，自唐虞以来，至秦鲁
之际，其相去千余岁，其作者非一人，至于其间尝更衰乱，然学者尚蒙余泽，
虽其文数万，而其所发明，更相表里，如一人之说，不知时世之远，作者之
众也。呜呼！上下之间，渐磨陶冶，至于如此，岂非盛哉！
     自三代教养之法废，先王之泽熄，学者人人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岂
其固相反哉？不当于理，故不能一也。
     由汉以来，益远于治。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
伟丽可喜者甚众，然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说未尝一，
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士之生于是时，其言能当于理者，亦可谓难矣。由是
观之，则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
     长乐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数万言，与其兄弟俱名闻天下，可谓魁奇
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也。读其书，知其与汉以来名能
文者，俱列于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后。考其意，不当于理者亦少矣。然
子直晚自以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穷探力取，极圣人之指要，盛行则欲
发而见之事业，穷居则欲推而托之于文章，将与《诗》书》之作者并，而又
未知孰先孰后也。然不幸蚤世，故虽有难得之材，独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
就，此吾徒与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于斯人也。
     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为之铭。而书其数万言者，属予为叙。予观子直
之所自见者，已足暴于世矣，故特为之序其志云。